登頂！登頂！登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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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Pony

登頂！登頂！登頂！

David Lama， 21歲的傑出攀登者， 新世代的超級登山家，但他同時受到的批評聲浪甚至不少於雷霸龍。當他去年1月在南美洲指標山峰：Cerro Terro展現才能時，他大膽的自由攀登意味著攀登史以及不名譽記錄上的重大時刻。

「1970年在Cerro Torre上的攻頂策略也許是登山家『命運時刻』這種不擇手段也要攻頂成功，然後把岩釘、螺栓、繩索跟纜線留下的自私心態最惡名昭彰之例。這貶低了路線，並讓那些技巧不足，並且沒有勇氣以更好攀登型態的攀登者得以取巧。這好比帶著頭燈尋找獵物的獵人一樣」Yvon Chouinard，Patagonia創始人，2012年2月5日。

在兩次嘗試以自由攀登登上巴塔哥尼亞高原指標山峰：Cerro Torre皆無功而返後，情況對David Lama–來自奧地利Innisbruck的21歲世界盃攀岩冠軍以及登山者來說，情況變得相當不樂觀。作為他的贊助商，紅牛（Red Bull）已經在這個四處碰壁的計畫影片拍攝上投注大量資金，而且世界各地的攀登者對於他將這座聞名遐邇的10,262英尺高的山峰當做個人攝影棚感到相當不滿。然而在2012年1月12日，他重返Cerro Torre並著手第三次攀登。

壓縮機路線（The Compressor Route）在Cerro Torre東南稜的岩面跟冰雪之中向上延伸超過4,000英尺，這路線也恰好坐落在智利跟阿根廷曖昧不明的國界上。當人們談論這條路線時，他們談論的是在1970年那400顆倍受非議的螺栓，每顆螺栓的間距都相當小，而現今這條路線讓攀登者可以使用尼龍繩梯（或叫做 étriers）來有效率地渡過這座山最難的攀登路段。Lama打算像在運動攀岩館裡一般，只為了安全考量而使用螺栓，便可成為第一位自由攀登那每個攀登者都選擇避開的近乎空白的花崗岩壁。如果Lama成功了，他的攀登將會為這區域的登山史寫下新篇章。

但問題是，壓縮機路線已不復存在。在Lama計畫要健行進入並開始攀登的三天前，來自美國的21歲攀登者，Hayden Kennedy，以及來自加拿大的24歲攀登者，Jason Kruk，才剛切除大約四分之一數量的螺栓。這兩位攀登者堅信這些螺栓污衊了這座山，他們開始被稱為英雄或狗熊，這完全取決於是哪方陣營在發聲。

對於Lama而言，這件騷動有顯著影響。除了要爬過那片近乎空白的岩壁外，他跟他的夥伴–28歲的Peter Ortner–還必須要進行一項更具風險的挑戰，那就是攜帶、放置更多活動岩械、岩械以及岩釘好用以確保安全。

「我的想法是『沒辦法，這就是現狀』」，Lama回想他眼前更加艱鉅的挑戰。「『我們必須要捨棄使用螺栓』。」我們攜帶更多器材並決議要放手一搏。

要了解這起去年冬天在巴塔哥尼亞高原發生的怪事，就必須要回顧Lama先前在壓縮機路線上的嘗試以及Cerro Torre完整的攀登歷史。一切就從2011年1月Lama嘗試他第二次攀登時開始說起。

那個季節的攀登者根本像得失心瘋似的。這些族群的人湧向El Chaltén，跟El Chaltén 山彙同名並且包藏智利兩座最指標性的山峰：Cerro Terro跟座落於Cerro Terro東邊，海拔11,073英尺高的Fitz-Roy，而El Chaltén在一週內就被擠的水洩不通。Colin Haley跟Zach Smith，分別是27歲跟35歲的美國頂尖攀登者已經等著要在Cerro Torre東南稜上開創跨越壓縮機路線的新路線，而這時Lama跟他的攀登夥伴Ortner才剛抵達鎮上。1月21日當天，Helay跟Smith兩人前往Lama歇腳處釐清各自計畫內容跟差異處。

問題癥結在於，Lama並不打算搶先那些北美攀登者一步完成他們企圖用自由/人工混合攀登的目標，但Lama的製片小組企圖這樣幹。與Lama同行的有攝影師、錄音師、導演以及兩位架設攝影器材的奧地利籍登山嚮導。金主紅牛還租用了一台直升機從空中拍攝。

「我們要確保沒有衝突發生」，來自西雅圖的Haley說道。
「因為前年他們在山上四周架滿了固定繩」。

Lama團隊做的不只這樣。2010年1月，隊上的首席技術員，名叫Heli Putz的資深奧地利籍嚮導在現有的400顆螺栓之外，使用電鑽在岩壁上打了30個膨脹式螺栓，並且用2,100英尺的固定繩吊掛攝影器材。但由於天候欠佳，09-10年的攀登季裡沒有人成功登頂。Lama放棄攻頂計畫，同時也將相關裝備遺留在山上，在其他攀登者的眼裡這更像是隨地亂丟垃圾。

批評聲浪從部落格跟專欄文章洶湧而來，此起彼落的叫罵聲中包括他紅牛冰攀隊友Will Gadd所寫的「令人震怒」(I’m incensed)以及該區域最負望名的義大利籍美國登山者所寫的「他們（紅牛）的新奇氣泡飲料就像現代版的Kool-aid（註一）」。Lama面無愧色的回應文章更是火上添油。「我不認為我們有錯」，Lama寫道。

2011年1月那場面談開始時，一向寡言的Lama用他私藏的烈酒招待兩位攀登者。母語是德文的Lama說他在2010年那場批評中學到很多，而今年他的團隊會更加謹慎。談話在禮貌的語調中進行，直到Lama述說他想要從Torre峰頂垂降下陡峭面，以便觀察最適合自由攀登的路線，也許可以可以打幾個螺栓以確保他從山腳起攀的嘗試。

邊垂降邊打螺栓（也稱作rap bolting）是在各地運動攀登為了方便行事的權宜之計，但在高山山峰上，這種攀登形式則是遭受唾棄。那天話不多的Smith打岔說：「你知道的，如果你邊垂降邊打螺栓會激怒很多人，對吧？」

Lama面無懼色說：「我可以概括承受」。

Smith跟Haley兩人感到不悅。會後不久。Haley告訴同在El Chaltén 等著攻上東南稜的Jason Kruk有關Lama的攀登計畫。幾個小時候，Kurk發了篇部落格文章，說道：「我很不爽，但我無能為力」。他在家鄉的朋友們提供各種的意見，像是「心平氣和」或甚至是「痛打攝影工作人員」諸如此類的建議。

假使Lama踰矩的行為發生在其他山峰上，也許人們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但是Cerro Torre有著不名譽的歷史以及會損害所有偉大攀登的爭議。雖然海拔高度不高，但這座被冰霜包覆的花崗岩尖峰直到1974年才由義大利人Casimiro Ferrari以及其他三個同鄉的夥伴成功從西面登頂。

諷刺的是，雖然與這座山的歷史休戚與共，Cesare Maestri根本沒成功登頂。1959年，脾氣暴躁的他（現在高齡82歲，且健康情形惡化中）在宣稱他與來自奧地利的Toni Egger（隔壁的Toni Egger峰以他命名）跟第三位來自義大利的隊友Cesarino Fava完成北面與東面首攀時，犯下了高山攀登史上公認的大騙局。

Maestri跟Fava從山區返回，但他們的成功缺乏佐證。Egger理當有拍下攻頂照，但Maestri跟Fava堅稱攻頂照在Egger下山途中被雪崩襲擊死亡後便遺失。

當後來的攀登隊伍爬到更高地段時，質疑聲浪也隨之水漲船高。但要直到2004年，精通西、英、義大利語的Rolando Garibotti在檢閱所有相關文件後，在該年的美國高山月刊（American Alpine Journal）毫不留情的攻擊Maestri的故事。他那八千字長的調查：「山峰揭密：Cerro Torre騙局分析報告」對所有想知道檯面下登山故事的讀者而言，是不可錯過的文章。

事實看來應該是這樣發展：Maestry三人在大約1,000呎高的三角形雪田附近因為安全考量而停止攀登，而Egger也正是在這區域被雪崩捲走。在這區域之下，四處可見像是生鏽裝備之類的證據；反之卻毫無蛛絲馬跡。不滿足於欺騙他的競爭對手，Maerstri甚至嘲笑他們是「縮頭烏龜」並且吹噓道：「我相信我說的一切都是真的，不因為我在技巧上比其他攀登者更優秀，而是因為我在心理素質上更勝他者」。

雖然這一切聽起來都像是久遠的故事，但Maestri老是掛在嘴邊的故事讓當代偉大的攀登者心灰意冷，促使他們轉向尋找其他未登峰。

「我堅信他從未曾跨越那片三角形雪田一步」，Garibotti說，而他在終於在2005年完成了Maerstri宣稱爬過的那條相當艱難的路線。

然而，四處吹噓他從未完成的登頂故事不是Maestri在Cerro Torre所做過最糟糕的行徑。1970年，當Maestri四十歲時，他重返Cerro Torre好讓貶損他的人閉嘴並且奪回首登頭銜。他雇用了直升機載運攀登器具到攀登起點。然後用氣體推動的空氣壓縮機在東南稜線上打了那400顆螺栓，並將重達200磅的機具留在最後一個繩距，直到今日那組機具還懸掛在那邊。即使佔盡便宜，Maestri這次還是在離峰頂150英尺的地方鎩羽而歸，不願意或是無法嘗試那被冰雪環繞的峰頂。

「自然賜與我們這樣非凡的禮物」，長久以來不遺餘力嘲笑Maestri強奪了這座山的困難度的Garibotti如是說，「然而，有個自傲的人類前來，並自私地改變了這項特質」。

Maestri的壓縮機路線為這座山峰定下了酸苦的調性。Werner Herzog於1991年拍攝了代表作「岩石的吶喊」(Scream of Stone)（註二），但攝影團隊留在該地的垃圾幾年後才被清走。根據當時的公園看守員Adrian Falcoe的說法，攝影師也將直升機停在峰頂、使用電鋸挖掘冰面，最終讓直升機墜毀在冰河上並將殘骸遺棄。

對於Kruk、Haley、Garibotti以及其他人而言，手中握有直升機、贊助商資金、螺栓、遺棄裝備的Lama看起來就像在重蹈覆轍。

雖然因為悖離高山攀登的高標準而備受撻伐，Lama的確是有著深刻攀登傳統的傑出攀登者。1988年Lama的母親Claudia Werglef剛從奧地利的看護學校結業，並在尼泊爾健行時遇到Lama的父親，Rinzi Lama。Rinzi是個雪巴嚮導，而他的和尚父親在1959年中國政府鎮壓事件後逃離西藏。「我在尼泊爾待了五週，然後他跟我來到奧地利，接著我們在十二月結婚」，Claudia說道，「他非常迷人」。

這對夫妻搬到Innsbruck，而David於1990年在這裡出生。六歲時，David在家族朋友Peter Habeler以及在1978年首度無氧攀登珠峰的Messner引薦下接觸攀岩。「David表現優異」，Habeler說，「毫無畏懼且有很好的平衡感」。攀岩館在1996年逐漸風行，David的父母隨即幫他註冊。他是當時岩館中年紀最小的男孩，朋友們都叫他「Futzi」（德文意喻為烏賊）。他八歲時首度參加攀岩比賽並且獲得勝利。十歲時，他攀登了在斯洛維尼亞一條5.13b的路線（路線最高級為15.5）。十五歲時，他成為世界盃巡迴賽陣中最年輕的選手，並在十六歲時成為最年輕奪得獎牌的攀岩者。

一路走來，雜誌、觀眾、以及Lama的贊助商都看著一個攀岩新星逐漸發光發熱。「他贏得所有獎牌」，他那以鞭策兒子走向媒體曝光的母親說到，「這對他來說過於枯燥乏味」。

Colin Haley認為「他的人生歷程太過瘋狂」。「基本而言，他從十三歲就在攀岩雜誌上曝光。我相信他那套用任何事物的攀岩世界觀以及自以為是的態度，有很大部分來自於他的成長過程。」

Lama的自白讓他飽受批評。「我不知道攀岩時沒有相機在旁的感覺」，Lama說道。

2008年，Lama帶著他的才能來到阿爾卑斯山，首登奧地利Zillertal山脈2,690英尺高、難度5.12b的Sagwand峰北面。兩年後，他將遊戲標準提高到自由攀登Cerro Torre。他承認在他早先嘗試Cerro Torre的攀登中，他遠離Messner跟Habeler諄諄教導的快且輕攀登風格。「我犯了錯」，他說，「那些批評都很中肯」。

如果其他攀登者不相信Lama已經洗心革面，那是因為他似乎一錯再錯，這在2011年確實發生。在那次的面談後，有短暫的天氣空檔，讓攀登者得以嘗試短暫的攀登。當眾人都平安返回時，Kruk在他的部落格上大吐苦水。

他寫道：「David Lama在Torre上用螺栓人工攀登」。「我們整天都被攝影團隊的直升機聲吵的受不了」。

當年Lama跟Kruk兩人都沒能成功登頂，但他們都會重返這座山。

Maestri的壓縮機路線上每個螺栓的間距都很小，像極了運動攀登岩館或是比賽的形態–至少在2012年1月16日該路線被永久改變前是如此。

Jason Kruk跟他的新搭檔Hayden Kennedy兩人把握天氣空檔在1月15日動身，用人工混合自由攀登，成功的不用Maestri的螺栓梯就爬完東南稜。高山攀登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有隊伍不使用螺栓爬完該路線，那隊伍可以拔除那些不必要的螺栓。Kennedy跟Kruk兩人移除大約120顆螺栓，足以將壓縮機路線報廢。他們說他們從未想過要搞砸Lama的計畫。

Kruk在幾天後發表的宣言說：「說真的，無論是在攀登或事前準備過程，Hayden跟我完全沒討論過移除螺栓的事」。

同時間在鎮上，Kruk跟Kennedy的事蹟很快便傳開。像是Garibotti跟Haley這些較知名的攀登者因為這座山更接近它的原始面貌而欣喜若狂。然而，其他人認為壓縮機路線是這地區歷史的一部分，不是幾個外國毛頭小子有權力抹滅的。

當一群約莫40人組成的騷亂團體（大部分成員來自當地高山攀登俱樂部）蜂擁靠近那狹窄的房間，Kruk正在網咖裡排隊等著用電話。

Kruk說：「他們輪流對我咆嘯，告訴我我做了錯事。這絕對是種暴民心態。他們大都對那些螺栓漠不關心，只想要斥責這些外國佬一頓好突顯自己威風。」

事件的結局是群眾在要求Kruk跟Kennedy滾出鎮後解散。當地警方出現在他們的租屋處並沒收那些被移除的螺栓，儘管他們承諾要捐給當地的攀登博物館。這兩位攀登者繼續留在鎮上，但展現出卑微的姿態。

事情發展至如此，Lama、Ortner跟工作團隊必須面對這新的難題。團隊的美籍攝影師，同時也是前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巡守員的Lincoln Else在Toni Ponholzer跟Markus Pucher的支持下，決議飛往山的背面。

「我們三人會從西面爬上去，在峰頂露宿，然後就定位好在隔天拍攝Lama爬陡坡」，Else如是說。Lama跟Ortner享用了豐盛的午餐，然後在下午三點出發前往冰河，在八點抵達Nipo Nino基地營。

兩位奧地利登山者在凌晨2點起床、煮水好沖泡乾燥食物、吃早飯，接著就往山上行進。早上9點時，他們稍事休息、補充水份，然後斟酌該帶的攀登器材：燃料罐乙罐、能量棒四條、泡綿墊乙塊，還有一個輕量化睡袋。在抵達Maestri所打的第一個螺栓前，他們得先通過長達2000呎、難度5.12的攀登路段，然後才會到達Lama估計這座山上最難的繩距，難度可能有5.13。

ama說：「自由攀登Cerro Torre的挑戰不僅止於攀登級數，還得要搭配天時地利人和。」約莫晚上八點，他們抵達山肩部分的冰塔，然後再冰雪堆中理出平台，就在平台上坐著發抖度過整晚。在他們1200呎的上方，攝影團隊已經抵達山頂並著手進行準備工作。

天剛破曉，Lama套上冰爪並攀爬600呎長的冰面，來到陡峭岩面。在這個時候，氣溫昇高至冰點附近。「四處都是鬆軟的雪片」，Lama回憶道，「好天氣維持越久，越多的冰會融化。去年有塊約兩顆足球大小的落冰擊碎的我頭盔」。

有著直升機在空中盤旋攝影以及其他人員在上頭拍攝，Lama平穩站上最後的亂石區，將冰斧沉穩地鑿入峰頂的雪田，然後開出前往最終山頂的路途。他不用Maestri的螺栓梯就自由攀登了壓縮機路線。

兩位攀登者在開始累人的九小時下降前，在峰頂逗留了半小時。「我們互道恭喜，但並未真正慶祝」，Lama說，「沒人想在山頂待太久」。

當Lama跟他的夥伴回到El Chaltén，他們的心情轉為鬱結。（除了移除螺栓的爭議外，在1月16號當天，加拿大攀登者Carley Norman跟她的夥伴嘗試一條橫跨Cerro Torre谷地的路線時被落石奪走性命）。

「Lama幹的很好」，Garibotti讚許道，「無庸置疑地，他有超凡技巧，而且他的登頂展現更高尚的風範，因為他沒有使用Maestri的螺栓做保護」。正因如此，Lama欠Kruk跟Kennedy，以及他們傑出的攀登、移除螺栓一個道謝。

幾天後，Lama跟Ortner跟正在房子裡放鬆的Kennedy還有Kruk見面。緊張氣氛終於煙消雲散，四位世界頂尖的高山攀登者（全都不到28歲）齊聚一堂，互相比較各自新路線的照片跟故事。「我跟Hayden跟他（Lama）喝了不少啤酒」，Kruk說，「我喜歡這傢伙」。

對Lama而言，這次登頂意味著空虛。「我抱持這夢想好多年，然而現在它卻消失了」，Lama說，「我覺得我似乎必須開始追尋其他東西」。他接下來還要努力，因為他還有紅牛那震古爍今（貴）的未定攀登影片要完成。

譯註一：Kool-aid：一種盛行於美國的飲料粉，可與水、糖調和後冰鎮飲用。

譯註二：Scream of Stone: Herzog根據Messner所寫的壓縮機路線故事改編成電影。